其他
在德国，如何逃离贫困？
本文作者与当今五分之一的德国儿童一样，在一个穷苦家庭长大。像他这样的人，在成年后很难与贫穷分开。但他却成功逃离了贫困。
文 / 克里斯蒂安·巴伦（Christian Baron）
🎒🎒🎒
当时，我还没明白那张纸条上的内容意味着什么。只是因为大人们纷纷抚摸我的脑袋，我才隐约觉得这份凯泽斯劳腾某小学一年级A班的学年评语有些不同寻常。上头写道：“克里斯蒂安因病缺课近三个月。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迅速补上了耽误的功课，用惊人的勤奋和毅力跟上了进度。”当时，我在扁桃体手术后意外出血，后来又经历了八次紧急手术。在这十二周里，我一直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但在西普法尔茨医院儿童病房度过的这段时光，却为我现在能写下这篇文章奠定了基础。
因为那番评语让我明白：只要在学校里表现优异，就自然会得到别人的认可。由于我之前从没读过幼儿园，并且在学校里一度深受困扰，所以这一课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年过后，我的老师居然没有让我留级——这几乎绝无可能，何况我还来自一个困难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帮工，虽然全职做苦力，却没有太多收入，而且他还有酒瘾和暴力倾向。我的母亲也同样没有什么文化，所以她无事可做，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
而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随着这次成功升级，我终于与年长我一岁的哥哥同班了，因为他留了一级。如今我大学毕业，而我的哥哥却没能完成职业培训。
如果一切照常发展，那我还将一直贫穷下去——不仅收入屈指可数，也缺乏公民教育。我为何能够改变命运？家里人都说，哥哥不够上进，不肯努力，而我则更有目标，更能坚持。但情况真的如此吗？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上文理高级中学的概率，几乎是非知识分子家庭儿童的两倍。100个知识分子子女中有77人上大学，而非知识分子子女的上大学比例仅为23%。在这样的数字面前，如果再将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和上大学与勤奋上进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在说出身于非知识分子家庭的人天生就比知识分子家庭子女缺乏上进心和勤奋度，或者他们是“不当”教育的牺牲品。实际的情况，总是要更为复杂。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清楚“人可以凭一己之力走出困境”的想法，根本就是吹牛大王明希豪森的谎言。外力的帮助必不可少。
在我身上，这股力量来自家庭。我的母亲喜欢读我写的文章。为了激励我多读书，她想出了一些花招。八岁那年，我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她叫我去读她最喜欢的儿童读物，并在她生日当天与她进行讨论。哥哥则随他在一边看电视。不久后，我们和外祖父一起去啤酒花园。借着白啤的酒劲，他说出了对我们的期许，希望我们能“走上正途”。他对我哥说：“你以后去工地干活吧。”对我则说：“你以后要坐办公室。”老师们说我是“模范生”；而在追问之下，他们才肯夸我哥 “还算守规矩”。
他一直成绩平平，而我则更为优秀。四年级毕业后，我收到了去文理中学就读的推荐信，而他则一无所获。那时候，我的母亲已经患癌症离世，姑姑成为了我们的监护人。她想让我去文理中学就读，但却没有一家中学愿意接收。最后，我只得和哥哥在一家综合中学同班就读。我成了班上的“书呆子”，而哥哥则成了更受同学欢迎的捣蛋鬼。老师们一遍遍向我保证，今天的“书呆子”将是明日的幸运儿。我继续得到来自体制和家庭的帮助。我能发表第一批报刊文章，并非自己争取的结果。那是姑姑了解到了我的夙愿，去给本地编辑部打电话，反复游说体育板块编辑，直至他将这项任务委派给我。
最后，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全职记者。在屡屡遭拒后，我在学术界工作了三年，默默等待机会，同时积累人脉。今天，上大学已经不能保证让人脱贫。但我依然认为，教育是逃离贫困最可靠的途径。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虽然有时需要叩门两次。
原标题：《我的逃离之路》翻译：徐胤本文转载自网站fluter.de
🎒🎒🎒
延伸阅读